那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。在我中學的時候，有一次數學課上不記得討論起什麼，我們那個平素非常溫和的數學老師忽然有些憤慨地說道，不要以為我們現在生活在多麼開放的環境裡，事實是有時候你在網頁上連自由這個詞都發不出去。
這位數學老師三十歲不到，穿著打扮十分時髦，一個夏天的衣服都不會重樣，又因為做事幹練負責，待學生也平等，很受我們喜歡。我當時好奇，回家就在自己的博客裡試了試，發現能夠正常發送“自由”這個詞，就把這件事忘了。只是在記憶的某個角落裡，還是不能忘記老師當天少見的激憤。
後來的後來，在我逐漸品嚐過苦澀之後，我經常回憶起這個場景，回憶起當時教室裡一下子凝重起來的氣氛，好像有一堵牆把我們和老師隔開。然後回憶著回憶著，這個場景就變形了，變得更加悲哀起來。一位數學老師，不知道被什麼觸動了神經，和一些十多歲的生長在與政治絕緣的環境裡，也從來不曾思索過這些問題的孩子提起這麼大的詞彙。不知道老師有過怎樣的青年時代，不知道對於她來講，是哪一件事使得她開始思索這個問題，擁有了一個平時不會怎麼提，但卻會在被觸碰到的時候忽然激憤起來，忍不住對一群不懂的孩子說兩句的立場。
我和這位數學老師有著相似的憤慨，但遺憾的是，她的記憶卻並沒有傳給我，我是通過完全不同的事情走向了我自己的立場。總以為記憶是簡單的，但實際上歷史與記憶並不是可以自動傳遞給後人的東西，從個體躍遷至共有，它需要一些真正的努力。我和朋友經常說起，觀念的更迭時常不是同一群人的轉向，而是通過代際的更迭完成的。自然的遺忘本就存在，強制的遺忘被權力書寫的歷史更是能夠改變事情的面貌，不努力講述和紀念的話，你的那份歷史與記憶就會落滿灰塵，然後每一代人又通過新一代的淚與血明白同樣的東西。
去年六月看到漁村紀念三十年前的事，照片裡年輕人很多，忽然感到一些事在反复紀念的過程中被逐漸傳遞給了後人。紀念日的存在就是為了重新激活我們的歷史和記憶，重新同不知道的人講述，去形成自己的歷史敘述。而另一邊，看到鵝組的人問起兩年前、九年前、十七年前發生的事情，看到一些人回應他們，一邊恍然如夢地看到過去埋下的“時間膠囊”被短暫打開，一邊為我們這裡發生了也無法被傳遞的歷史與經驗而傷心。
去反复地、笨拙地紀念，講述，阻止它被改寫，並傳遞給未來，是歷史交給我們的一個微小而艱難的任務。這次能做的稍微好一點嗎？
